在二○一七年新年贺词中，习近平主席指出：“上下同欲者胜。只要我们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，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，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，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。”

孙武（资料图）

“上下同欲者胜”，这句言简意赅、脍炙人口的兵学格言，出自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学家孙武的经典兵学著作——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：“故知胜有五：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；识众寡之用者胜；上下同欲者胜；以虞待不虞者胜；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此五者，知胜之道也。”

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，可预知胜利的情况共有5种：知道可以同敌人打或不可以同敌人打；了解多兵和少兵的不同用法；全军上下意愿一致、同心协力；以有备对付无备；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加掣肘。这5项，就是可预知胜负的依据。

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兵圣孙子预见作战胜利、把握战争规律的战略思维。它既包含了对客观军事力量进行综合分析的基本方面，也体现了对主观作战指导能力的高度强调，全面具体又深刻。其中，判定可以打或者不可打，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”是基本前提；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采取合适的战法，“识众寡之用”是用兵的枢机；全军上下心往一处想、劲儿往一处使，“上下同欲”是政治上的有力保障；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，“以虞待不虞”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；将帅智勇双全、才华横溢而做君主的又不加牵制干涉，“将能而君不御”，是用兵成功的秘诀。五者互为条件、互为作用，构成了预知胜负、达成胜利目标的完整整体。 那么这仗不战则罢，凡战必胜，就像孟子所说的“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”。

在上述5个要素中，“上下同欲”是重中之重。具体说来，这句话包含两层深意。首先，“主孰有道”是“上下同欲”的基本前提。《孙子兵法》开篇就强调“主孰有道”，认为政治清明，国君仁义爱民，是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。孙子所处的春秋晚期，正是“民本”社会思潮方兴未艾、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，作为站在时代前沿的杰出思想家，孙子把“主孰有道”突出地放置在考察战争胜负诸要素的首位。这里的“道”，其本质含义就是指政治的清明与否。孙子充分意识到：如果政治黑暗，上下离心，关系紧张，矛盾尖锐，那么自己的队伍必然涣散软弱，战斗力低下，无法完成任务，走上破军亡国的末路。在孙子看来，“修道而保法”不仅是克敌制胜的前提，也是治国安邦的要义，是须臾不可忽视的。为此，他主张“令民与上同意”，即要求战争指导者想方设法创造条件，使统治者与广大民众的意志统一起来，上下之间团结一致，和衷共济，去夺取战争的胜利。

这里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孙子讲的是“令民与上同意”，而不是“令上与民同意”，应该说是有深意存焉。即要做到“上下同欲”，将领统帅是关键，他们要起主导作用，应该有自己的主见，有自己的担当，认准目标，坚定不移，努力争取民众与士卒认同、拥护、支持自己或国君的决策，而不是放弃原则，一味去迎合与讨好大家的诉求，以至陷入盲从的困境。

其次，“与众相得”是“上下同欲”的理想状态。所谓“与众相得”，指的是上下之间、官民之间利益高度交集、关系和谐融洽，将帅关心爱护普通民众，普通民众爱戴拥护将帅，为实现共同的目标携手合作，患难与共，前赴后继。即所谓“可与之生，可与之死，而不畏危”。

至于怎么做到“与众相得”，孙子认为：第一，战争指导者能够以宽广的胸襟，开诚布公，集思广益，以众人之智为智，借众人之力为力，“安国全军”“上兵伐谋”，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，与穷兵黩武划清界限，从而牢牢地“立于不败之地”，把握主动权，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第二，运用教育的手段，激发、振奋部队将士官兵的“军心士气”，同仇敌忾，勇于牺牲，一往无前。第三，在精神激励的同时，恰当地施以赏罚，重视对将士的物质奖励，即所谓“取敌之利者，货也”。第四，军队统帅在具体指导作战行动过程中，既认真考虑君主的根本利益，又充分关心普通士卒乃至百姓的疾苦，对上负责，对下安抚，勇于担当，敢于负责，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人是保，而利合于主”。确保军队在行动上步调一致，令行禁止，从而进入“齐勇若一”的上乘境界。

孙子“上下同欲”、政胜为首的治军管理原则与立场，受到后世兵家的普遍推崇。他们从中接受启迪，并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条件，不断丰富发展孙子的这一理论。概括地说，这种发展表现为：强调“上下一心”，努力保持政治上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，“与众同好”“与众同恶”；要求军队内部在日常生活中做到“寒暑与均，劳逸与齐，饥渴与同”，不搞特殊化，讲求上下平等，贵贱无别；强调在战场上做到上下之间“安危与共”，荣辱一体；主张“上下同欲”要从平时做起，坚持不懈，认为只有平日抚恤“得其心”，才能做到临战之际“得其死力”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治军原则仍具有指导意义。

原标题：上下同欲者胜